商路的畅通带来了丰厚的税收，成为大宋治理中亚的财政支撑，进一步反哺民生与国防建设。
更重要的是，民心的凝聚催生了兵源的补充。大量获得自由的奴隶与感念大宋恩德的平民，主动加入宋军或地方治安部队。
他们熟悉中亚的地形、气候与部落习俗，他们有的担任向导，带领宋军在沙漠、戈壁中精准行军；有的加入宋军，成为宋军冲锋陷阵的精锐；还有的组成民团，协助宋军守卫城池、清剿残余反抗势力、保护粮草运输线。
这些本土兵源不仅扩充了宋军的兵力规模，更弥补了外来军队对当地环境不熟悉的短板，让大宋在与中亚联军的对抗中占据了“地利”与“人和”的双重优势。
反观中亚联军，其号召虽以宗教为纽带，但并未给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，更不想解放奴隶。联军中的部落武装与贵族势力，依然延续着此前掠夺平民、奴役底层的旧习，所到之处，粮草多通过强征获取，甚至劫掠城池以补充军需，导致沿途平民流离失所，对圣战联军心生怨恨。
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亚民众选择站在大宋一边。他们向宋军传递联军的动向情报，为宋军藏匿粮草、救治伤员，甚至自发组织起来抵御联军的侵扰。
总之，虽然大宋收复中亚，因为这里的宗教力量特别强大，出现了反复，但因为大宋用的策略得当，在持久战中逐渐占据上风，不仅成功抵御了联军的进攻，更通过此战进一步巩固了对中亚的控制。
而联军的溃败，始于其内部瓦解。
在粮草断绝、后路被断的困境下，罗姆苏丹国率先率军撤离，随后部分小城邦势力倒戈，部落联盟因伤亡过大纷纷溃散，宗教武装虽仍顽抗，但在失去其他势力支持后，也难以形成有效战斗力。
最终，中亚联军在小亚细亚的平原地带被宋军主力合围，经过数日激战，联军全线溃败，大部分士兵战死或被俘，残余势力向西南逃窜，最终被宋军追击至波斯湾沿岸，彻底失去作战能力。
经此一役，中亚地区的反抗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。
塞尔柱突厥残余部落被迫迁往里海以北的苦寒之地，失去对中亚腹地的影响力。
伽色尼王朝的宗教势力被限制在特定区域，其宣讲活动受到严格管控。
罗姆苏丹国因战败被迫向大宋称臣，割让小亚细亚东部部分领土作为赔款。
那些曾倒戈的小城邦与绿洲势力，被大宋收回自治权，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治理。
阿拉丁·艾特西兹不甘心失败。
经过谋士的献计，阿拉丁·艾特西兹决定“投敌”。
投大宋？
怎么可能？！
如果没有大宋，阿拉丁·艾特西兹不说打败赛尔住突厥成为中亚的新霸主，至少当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国王总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
就因为大宋西征，阿拉丁·艾特西兹的未来没了，国家也没了，甚至就连他的妃嫔和儿女都没了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，有家不能回，有国不能归。
试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阿拉丁·艾特西兹怎么可能不恨死了大宋？恨死了赵俣？
关键，一旦阿拉丁·艾特西兹投降了大宋，等待他的，很可能是，永远被关在万国城中。
阿拉丁·艾特西兹宁死，也不会去当囚徒的。
而且，阿拉丁·艾特西兹实在是不甘心中亚被大宋占领。
于是，阿拉丁·艾特西兹决定向他曾经的敌人——十字军求援……
……
第494章 十万人斩
…
在不少人的印象中，十字军东征，就是野蛮、落后、腐化的中世纪教会，对开明、多元、富裕的中亚地区的入侵。
事实上，这其实只是这些人的错觉。
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导火索是拜占庭帝国向罗马教廷求援，对抗塞尔柱突厥人对小亚细亚的侵占，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，以“收复圣城耶路撒冷”、“解放东方基督徒”、“赦免所有参与者罪孽”为号召，将宗教救赎与军事行动深度绑定。
对于中世纪的西欧信徒而言，参与东征是完成灵魂救赎的捷径，这种赎罪式的宗教动员是凝聚数十万参与者的核心纽带：从贵族骑士到底层农民，从封建领主到无地流民，都将奔赴东方参战视作践行基督教信仰、获得上帝恩典的终极方式，宗教认同彻底超越了封建领地的地域隔阂。
这是其“宗教战争”属性的根本体现。
与此同时，伊斯兰教阵营同样以“圣战”为旗帜回应，塞尔柱突厥、阿尤布王朝等穆斯林势力，将抵御十字军定义为捍卫伊斯兰信仰、守护圣地的义务，双方的宗教对立，是冲突持续近两百年的精神底层逻辑。
剥离宗教外衣，十字军东征的本质更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与向外转移。
此时的西欧，封建采邑制度走向固化，长子继承制让大量非长子贵族失去领地和财产，沦为无地骑士，社会底层则面临土地匮乏、赋税沉重、饥荒频发的困境，内部阶级矛盾与土地矛盾尖锐。
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，既可以将西欧内部的暴力冲突引向东方，也能借机扩大罗马教廷对西欧各国的世俗掌控力；
封建贵族渴望在东方掠夺土地、财富与奴隶，建立属于自己的东方领地；
商人阶层，尤其是威尼斯、热那亚、比萨的意大利城邦，更是希望通过东征打破穆斯林对地中海商路的垄断，攫取东方贸易的主导权。
农民十字军则怀揣着摆脱农奴身份、寻找生存沃土的朴素愿望。
不同阶层的世俗诉求，与宗教号召形成了诡异的合力，让这场宗教战争变成了西欧社会的“集体出逃”与“利益掠夺”。
从战争的行为与结果来看，宗教狂热也屡屡突破文明底线，让这场战争充满了双向的残酷性。
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攻克耶路撒冷后，对城内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展开大屠杀，圣城血流成河，掠夺与破坏成为常态。
而穆斯林势力收复失地时，同样对十字军建立的埃德萨伯国、的黎波里伯国等拉丁国家进行残酷报复，屠城与劫掠屡见不鲜。
归根结柢，十字军东征的本质，是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对立为旗帜，以西欧社会内部矛盾转移为底层动力，融合了世俗权力争夺、商业利益掠夺、地缘政治博弈的复合型跨文明冲突。
它既不是教会单方面的野蛮入侵，也不是文明间的优劣对抗，而是中世纪欧亚大陆地缘、宗教、社会多重矛盾交织的必然产物。
赵俣登基成帝前，十字军已经第一次东征了，并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南部边缘建立了一众十字军国家。
这些年，双方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没有停歇过。